在现代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昌明、思想活跃，在士人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一个“弱势”的王朝，如何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境界，当真引人深思。

　　本周“三联学术通讯”围绕“宋朝”这一热门话题，推出四期音频专辑。分别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老师，从宋代制度、宋词审美、理学五子、士大夫风气这几个不同角度，为大家呈现一个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的宋朝。

　　江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和教学领域是中国史学史学、思想史、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合著）、《新时期中国史学》（合著），于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近年来从事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我最近在追电视剧《清平乐》，很多朋友也都看了吧。这个剧讲的是宋仁宗的故事，宋仁宗一朝四十二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宋朝自开国以来施行文治、养士的政策，到这时终于开花结果，新兴科举士大夫阶级全面崛起，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三苏、王安石、司马光、张载、二程等等代表人物，真是“中国群星闪耀时”，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至今泽惠后人，他们领导的儒道复兴思想运动、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更新，从此，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平乐》和以往的古装剧很不一样，其重点既不在于前朝波诡云谲的斗争，也不是后宫那些尔虞我诈、鸡毛蒜皮，而是通过宋仁宗这个历史上与汉文帝并称的仁君、以“贤后”垂名史册的曹皇后，加上布满朝堂的君子、材士、能臣，展现了中国文明包括人心很美好的一面。

　　这部剧跟一般的戏说和宫斗剧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故事包括宋仁宗的感情生活、宫闱秘事基本上都有历史根据，主要取材于宋人笔记中的记载。这就要说到宋代笔记体杂史的兴盛了。小说笔记在中国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这些小说笔记，比如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唐朝的《虬髯客传》、《长恨歌传》，等等，这些小说笔记一般都是事实和虚构杂糅一处，虽说有史料价值，但在今天主要是把它们当作小说来看的。但是，小说笔记到了中唐时期发生重要变化，不少作者开始自觉地以严肃态度记录有历史价值的见闻和经历，目的是为后世撰述史书提供史料，或是为了补充、纠正当时官方的历史记载，比如李肇写的小说笔记叫做《唐国史补》，这就有意识地把虚构的传奇小说和记载历史事实的杂史笔记也叫野史笔记区分开来了。到了宋朝，尤其是仁宗朝以来，所谓名臣名士者纷纷撰写笔记，蔚然成风，不写笔记简直不足以跻身名流，他们的子弟乃至地方官员、士绅、僧人也都热衷于撰写笔记，往往事关国家大事、名人政要，也保存了大量有关风俗、经济、社会、科技的史料。从此，笔记成为历史记载的一种重要体裁，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野史”就和“正史”鼎足而立了。

　　与堂而皇之、居高临下的正史、国史相比，野史笔记以个人视角记述亲身见闻和经历，刻意保留作为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主观立场、情感，不脱离主观经验性；再有，它是即见即录、随忆随记的，充满丰富生动的细节，读起来有小说的趣味，而国史、正史不能有那么多细节，细节越多真实性越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史、正史有很多事是不能说的，或是有很多事只能这么说，但野史笔记就有点像今天的自媒体，可以众说纷纭、道听途说，可以、揭露，可以唱反调、犯忌讳，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说，尽管野史笔记“人臆而善失真”，但在“征是非，削忌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鲁迅先生甚至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毕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可以说，野史笔记反映了传统社会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宋代野史笔记的繁荣昌盛当然说明了那个时代言论自由的空间是相当大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而野史笔记之兴盛、言论自由之扩大，都和宋朝科举士大夫阶级的兴起大有关系，和当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文化风尚、气象大有关系，以个人视角、结合个人经历去书写历史，首先意味着，那些出身中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在自觉地强调个体人生与家国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深刻反映了他们以一介寒士而任天下之重的主体意识。当时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新唐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特别重视从历代的小说笔记中取材，而他们自己也都积极撰写笔记，这更加推动了宋人竞相写作笔记的风气。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反对不成，就自请外调洛阳，他在洛阳一边写《资治通鉴》，一边记录和搜集当代史料，写成《涑水记闻》，为自己日后撰写《资治通鉴后纪》做准备。司马光肯定想不到，他写的《涑水记闻》给千年以后的热播剧《清平乐》提供了不少素材。

　　《涑水记闻》卷五记郭皇后的悲惨遭遇。这位郭皇后仗着刘太后的势力，为人颇骄横，刘太后死后，仁宗很宠爱尚美人，郭后非常嫉妒，多次和尚美人发生正面冲突。有一次，两位当着仁宗的面争吵起来，尚美人口出不逊，郭后“不胜其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在内官阎文应的怂恿下，仁宗把脖子上的抓痕展示给执政大臣们看，打算处理皇后，郭后曾经在背后说过宰相吕夷简的坏话，被阎文应转告给吕夷简，吕夷简这时就乘机劝仁宗废后，结果还没等群臣商议此事，就直接下了废后诏。当时担任谏官的范仲淹、孔道辅听说此事，率领一帮人打算冲进皇宫找仁宗理论，宦官们赶紧关上宫门拦住他们，孔道辅拍着宫门上的铜环大叫：“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范仲淹、孔道辅因此被贬。后来，仁宗后悔了，派人给郭皇后送去自己写的一首词《庆金枝》，这把吕夷简和阎文应吓坏了，阎文应居然乘着郭后生病，让医官用药加重她的病情，在她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把她装进了棺材。当时的谏官王伯庸上奏，要求彻查此事，但仁宗没有听从，只是以皇后礼节安葬了郭氏。

　　卷八记张贵妃的传奇人生。张贵妃之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但死得早，其妻只有一女就是后来的张贵妃，还有一个庶子名张化基。张尧封死后，他的堂弟张尧佐不抚养他们一家，张贵妃就被母亲卖到了齐国大长公主家学歌舞，她母亲改嫁蹇氏，生男名守和。大长公主把张贵妃送进了皇家歌舞团“仙韶部”，宫人贾氏成为她的养母。有一次宫中开宴会，张贵妃表演了节目，仁宗很喜欢，遂纳入后宫。“后巧慧，善迎人主意”，从此一路高升，册为贵妃，“饮膳供给皆逾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以曹后素谨，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仁宗考虑到她出身寒微，就使劲儿提拔她的亲族好让她有所依靠，在数年间把她的堂伯父张尧佐升任到宣徽使这样的高位，追封其父为清河郡王，封其母为齐国夫人，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包括后爸都当了官，“宗族赫然俱贵。”养母贾氏仗着她的势很能搞事情，“受纳货贿，为人属请，无不行者”，贾昌朝认这位贾夫人为干姑姑，得以升任宰辅之职，但也因此被士大夫们看不起。可惜，张贵妃年纪轻轻于至和元年得急病而死，仁宗追封她为温成皇后，遂了她生前心愿。在她死后，她的家族随之衰落，这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顺便一提，仁宗怒砸王拱辰献给张贵妃的定州红瓷瓶，警告她不许接受大臣馈赠，出自邵雍之子邵伯温所写《邵氏闻见录》；文彦博给张贵妃送了一件珍奇的灯笼锦，被谏官唐介，出自托名梅尧臣的《碧云騢》，《邵氏闻见录》也有记载；仁宗提出要升任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激烈反对，把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这事出自朱弁的《曲洧杂闻》。

　　卷八记福康公主离婚丑闻。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结合司马光《涑水记闻》及其有关奏议，讲得更加具体详细。仁宗要眷顾自己生母李太后一家，就把公主嫁给亲外甥李玮，可惜李玮“貌陋性朴”，公主对他“常以佣奴视之”。内侍梁怀吉深受公主喜爱，有一回公主和怀吉等人一起喝酒聊天，对她心怀不满的婆婆杨氏在一旁，“公主怒，殴伤杨氏，夜开禁门，诉于帝所”，京城大哗。迫于压力，朝廷把梁怀吉等人贬逐出京，“公主恚怼，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仁宗不得已，又把梁怀吉召回，司马光时任谏官，当然要强烈反对，但仁宗不听。公主从此无法继续和李玮生活下去，她“昼夜不眠，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她的母亲苗贤妃甚至请求仁宗赐李玮一杯毒酒了事，幸亏被曹皇后阻拦。于是，嘉祐七年二月仁宗下旨，公主入居禁中，李玮贬官外放，让他们分居，同时谴散公主所有侍从，给梁怀吉也另派了差事。司马光又上书劝谏，要求降罪公主，这回仁宗倒是听从了，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的制书被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全文转载。之后，仁宗仍然善待李氏，李玮之兄李璋替他上书，要求“离绝”，仁宗许之。仁宗虽然爱女，但并没有因此报复和降罪驸马一家，司马光对此还是持赞赏态度的。

　　这几件事情要是放在今天，几乎都可以上热搜头条，引爆。而且司马光的记载有动作，有台词，只要加上表情，直接就可以演了。有着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这就是野史笔记的叙事特点。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台谏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简直就像今天的狗仔队一样，整天瞄着皇宫和朝堂，一出事就立刻报道，然后像司马光这样的大V就在自媒体上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而且他们的自媒体都是日后史官修史的资料来源，比如南宋李焘写《续通鉴长编》就把这些资料全都采用了。

　　在当时，台谏官确实对皇帝、皇室和产生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对此，仁宗本人不但很了解，而且很认同，积极支持。有一天，仁宗退朝后感到很疲惫，就让内人人称“梳头夫人”者用导引术给自己梳头解乏，左右嫔妃就从仁宗袖中把群臣奏章拿出来念，仁宗没拦住，念到其中一份奏章要求皇帝裁减宫女内人，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梳头夫人叹息曰：“今京城富人尚求妾媵，岂有天子嫔御，外臣敢以为言？官家亟逐言者，则清净矣。”当时仁宗没有说话，吃了晚饭却把内侍叫来，点着名让他放宫女内人出宫，头一位就是梳头夫人。这件事情很快刷爆了朋友圈，有人就问当时的参知政事吴奎说：“上比汉文帝何如？”吴奎大大地给仁宗点了个赞：“以此则过文帝远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了这件事，朱弁的《曲洧旧闻》也有记载。从中可以看出，笔记写作在当时有助于形成士大夫社会的导向——这在传统社会叫做“清议”，并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有学者称宋代是“士大夫”时期，如果说台谏制度是所谓“士大夫”的制度保障，那么，野史笔记的兴盛就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体现。

　　大家看《清平乐》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这个剧在表现庆历新政时，他的立场并不在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的一边，而是有点“黑”改革派的意思，对以吕夷简、夏竦、王拱辰为代表的守旧派则有所同情，这确实正是仁宗的治国理政之道，可以称之为“持中”或“执中”之政。范仲淹等人对“三冗”等现实弊病的认识确实是深刻的，以裁撤冗员、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路线确实是正确的，但他们以“君子”自我标榜，指反对派为“小人”，自信太过，责人太严，下药太猛，触动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搞得官怨沸腾，反对派联合起来给他们几个下套挖坑，在这种情况下，仁宗把几个改革骨干前后调离中央，派往地方，进一步锻炼。仁宗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上一般都说庆历新政是失败的，但南宋的很多学者史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虽然一致称颂范、欧、韩、富，但却赞成仁宗的“持中”，这种“持中”之政，其实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和路线，出自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全面否定和反省。

　　庆历新政时期，已经出现了党争，等到了宋神宗时期，围绕王安石变法，党派斗争更加激烈，神宗时期，有主张变法的“”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之争，哲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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